22 septiembre
观点一：八零后注定要为整个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用一位过来人六零后的话来讲，就是他们那一代是先苦后甜，而我们八零后一代则注定是先甜后苦。甜的一面在于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中成长，未曾有过物资匮乏的经历，苦的一面在于我们恰好遇到了高校扩招、就业困难、房价飞涨，以及最主要的是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负担。就拿与离我们最近的七零后来比较，基本上只要与八零后相差个五岁左右甚至不到，其生活品质而言就相差不止一个档次。基本上，10年前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水平与现在相差无几，且最主要的是在他们安家置业的时候房价都还没涨，所以资产增值的效应在他们这一代身上体现得最充分和明显。而八零后，刚工作的时候没有钱买房（靠父母积蓄的除外），等要买房刚需的时候已经是后房价时代。
从人口政策的角度来看，理论上平均一位八零后要赡养两位老人。哪怕不是通过直接赡养的方式，而是通过国家税收、劳保等间接的方式将责任和压力转嫁整个社会人口头上，作为劳动适龄人口的八零后注定要负担更重一些（上面说了七零后赶上好时机，这些负担相对来说还不是很沉重）。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以及国家社会保障前期积累的严重不足（五零、六零后基本不可能缴纳过社保），问题会更加的尖锐和突出。
在人口老龄化和庞大的政府机构的双重压力下，未来几年的税负只可能更重，而不可能减。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劳动适龄人口的加入来平衡整体的社会负担，不知道90后数量够不够？
观点二：中国的人口政策必须在未来几年内尽早作出调整
首先，我们说当初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目的是解决生产力发展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会在不远的将来出现人口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要求的问题。虽然说理想状况下，两者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即每年出生的人口数维持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水平，并匹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反观改革开放30年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为后面经济的快速腾飞所创造的劳动力充裕条件）。因为具体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出生人口变化的数据不得知，但依据两个人生一个的逻辑简单推理来看，中国人口出生的下降是很明显的（不是指人口总量），而人口出生的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明显的。社会负担的加重（简单来说就是税负），会严重削弱本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人才外逃可能会加速（人们向往国外生活不是出于政治或文化因素，而是出于对更低生活成本、更高生活品质的考虑）。因此以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旦国家进入老龄化或人口负增长，往往需要依靠通过移民政策，来补充本国适龄劳动人口的不足，进而维持本国的人才竞争能力。
其次，就目前经济发展的水平而言，已基本满足未来中国人口适度、稳步增长的经济条件，包括在如粮食、教育、卫生医疗、就业等诸方面。
因此，一方面，简单的“两个只能生一个”几乎呈几何级骤减的调控方式，有矫枉过正的风险；另一方面，人口政策这种具有20年以上滞后效应的决策一定要提前，而我们前一次决策失误和纠正恰巧用了整整20余年（从马寅初56年提出计划生育到78年正式执行）。最后，我们说与其等到将来有一天要依靠大量输入菲佣，不如我们现在就鼓励人口生育。
观点三：计划生育政策对家族式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一个百年以上的企业往往是家族式经营的。因为在个人的概念里，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特别是那种延续数辈而依然能得以传承的创业、守业精神，是不能为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和精神气质所替代的（因此不是每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都能创业成功）。此外在管理方式上，“家族式经营”也并不一定等于那种“只任亲信，完全自家人说了算”落伍的管理方式，可以是结合了家族控股、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如股份制）、以及职业经理人管理团队的优秀管理模式（所以很多国外优秀的大企业，一般都是属于创业者个人或者家族企业的时候发展最快，其后才慢慢的转化为社会所共用的企业，但其私营本质却始终不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国家要富强就应该坚决贯彻“藏富于民”，坚决扶持民营经济和家族企业（个人强烈反对国进民退！）。
同时，在家族企业经营的继承过程中接班人的培养很关键，但由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使得“富二代”的问题更加显得突出。自古以来，所谓“家族”的概念都是不仅指“质”方面，更是指“量”方面的，因为家族人口越多，其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也越大。而从接班人的培养和挑选来看，兄弟姐妹多一点不仅可以扩大挑选接班人的范围，也利于适度鼓励候选人间的竞争（独生子女的家庭成长环境是有明显弊病的，体现在富裕家庭更加明显）。
31 agosto
说有50颗药丸和100个患绝症的病人，其中50个病人需要服用2颗药丸才能治愈，另外50个病人需要服用1颗药丸才能治愈。问：应该如何分配？
在每个人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潜意识里想到的第一个念头肯定是如何如何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比如把这50颗药丸分给50个“一颗可愈”的病人的话，能实现最多救活50个人的目标，抑或有人会进一步提出这50人或者这100人中间每个人对社会的价值又是不一的，所以应该被“综合考量”。但哈佛教授给出的答案却是把50颗药丸掰成两半，100人每人半颗，然后由其自由谈判。
事后在想，这也许不简简单单是一个资源何种分配方式最优的技术性讨论，而更反映了从骨子里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因此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所谓的答案是需要被公众所认可和接受）。而受几千年儒家文化影响和中央集权统治的习惯，东方人从骨子里有一种“精英”的意识，或者具体说是一种凡人应为精英或为构建某一崇高目标所牺牲或服从的精神（所以才会有什么大学生因救一掉粪坑里的老农over了的大争论），而西方人则是从骨子里的平等意识、自由精神和个人价值（抑或会牺牲部分社会效率）。因此，如果同样类似于案例的问题如果摆在政府决策者的眼里，一方可能是处处尊重每一个公民的自由选择权，更可能体现出“公务”的精神，而另一方则往往可明目张胆的打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旗号，因为我们现在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快速发展，但我们深刻怀疑如有一天“基本解决”了发展的问题后，我们的GOV有否真的决心或推动力来回头解决公平的问题？因为任何人被绑上战车后，就很难再停下来。
反思自己，其实骨子里也是一个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者，或者至少是一个中间摇摆的平衡论者。因为从骨子里我虽然痛恨垄断和独裁，但也不可能100%的相信市场和自由化的力量，这是我所矛盾的地方。
参加了校友会的活动，来了1000多人，现任的校长饶子和也来了，做了一个关于母校发展的报告，听了之后感觉初是落寞、疑惑，后是坚定。
在中国做任何事业，仿佛都脱不了一种做大（而全）的情结，做企业如是，做高校更如是。所谓的加州理工模式，听上去更像是一种心理的自我安慰，因为在同样的机会面前，仍不免不余余力、甘冒风险的扩张冲动。是要把过去十年已失去的重要机会找回来，重新搭上地域经济发展的快车？可是已失去的机遇真的都能全部找得回来么？大规模低成本拿地的机会失去了，宽松的获取银行信贷资金的机会失去了，房地产行业超常规发展的机会可能也失去了。
在中国做任何事业，又都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影响，做企业如是，做高校更如是。深刻体会到绕校长所说的那番苦衷，南开过往的桀骜使得过去我们既失去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也失去了中央机构的支持，海河的水位（地方经济的发展）本只是原因次要的一方面。究竟是政府主导模式，还是走向自主发展的道路？毕竟南开的发展与其他任何名校都不同，它们多少都曾有过“国立”的经历，而我所说的南开的桀骜可能正是传承于此。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按照绕校长在《南风窗》采访中所述的那样，“大学的自主独立是有社会条件的，也要以政治体制条件为前提。”但从情感上来看却很纠结，因为虽然自主办学的方向和大趋势无疑是明确的，但实际中我们一没有足够的校产支持（包括校产的规模以及健康的管理机制、学校学术科研的转换能力等），二更没有足够的校友捐赠（包括校友的规模、质量，以及捐赠立法的相应支持）。特别是当别人已经逐步具备有了这些基础的时候，我们却还要在恶补基础阶段（看看各高校上市公司的数量，以及富豪榜上校友的数量两个数据）。
个人对绕校长个人的印象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从他的字里行间能看出这是个务实的人，也讲真话的人，但实在真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难他老人家了。但又是如此的真心希望母校真的能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以及自身特色的道路来，正如90年前我们在众多林立的国立大学之中能走出自主办学之路一样。
其实无论是“小而精”，或是“大而美”；无论是教育型大学，或是科研型大学；无论是培养社会基础性学科人才，或是鼓励学生更多的参与社会财富创造。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清晰而坚定的目标！我相信对于一个百年治学的目标而言，坚定（包括意志与信念）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诚如有人在回忆西南联大的学生时说到：“北大广阔如海，清华聪慧如云，南开坚定如山”。南开的校友共勉之。
08 agosto
有人问我，为何沉默了那么多年了，忽而最近又变得愤青起来？
答曰，以前选择沉默是因为愤怒改变不了生活现实，但是我现在想改变自己生活了。
问题的本质从未改变过，只是锅盖因为有天要开饭被揭开了，个人追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暴发了。
曾经很认同李光耀的话，认为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和这样的文化传统，“开明专制”是适合的。
现在才发现真如波普尔所言，开明专制只是永远的神话。
所谓的“精英”政治，可能是会用英明的大脑思考，但永远只可能用贪婪的屁股决定。
不敢提“垄断”、“官僚买办”和社会公平等字眼，因为早早地就认命了安安分分，目标做一个高级的打工仔，以后好有做陶渊明的机会。
但是现在实在忍不住想呐喊一声，如此的苛捐杂税还要我们老百姓怎么活哪？
说到底是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在“三个代表”只代表所谓的“先进生产力”情况下，老百姓只能忍受着打折美妙旗号下面的一百遍又一百遍的蹂躏！
转两篇文章，都是所谓国家智囊的，从良心上看都基本上都是属于对现实问题认识深刻并客观公正的。
特别是对于一些所谓“无解”的问题，其实凭良心讲都有解，即把问题交给市场、交人民去解决。
清谈容易，而要当道的老虎挪一下屁股难以上青天，无论信不信都以观后效吧。
|
第一篇：中国金融政策走向
演讲者：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发表时间：2009年8月1日 于第一财经论坛
一、资产泡沫形成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从国内来看，现在的状况非常像03、04年，信贷投放增长很快，物价短期内没有上升的压力，有一定程度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因为贸易顺差）。从国际上看，现在非常像97金融风暴前国际资本流向的动向，欧美国家经济陷入调整，利率（资金成本）异常的低，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向亚洲、流向中国（5月份外汇账款2400亿美元，为高点）。08年底确定的国家经济政策基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在9500亿的财政赤字，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的理解）是指“实体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再宽松一点”。
从信贷来看。首先，假设09年信贷投放量预期要求7万亿，比08年增长23%，了不起到7月份就用完了，已经比“适度宽松宽松了一大步”。但实际预计可能全年要突破10万亿，将超出08年30%以上。其次，高速的信贷投放将主要流向了道路、桥梁、铁路、电力、基础设施、房地产、股票等这些非贸易行业和部门，其中房地产行业与股市的复苏与大规模的信贷投放有直接关系。
从物价情况来看，近几个月物价增长是负增长的（CPI与PPI表现），其中农产品的价格对中国的CPI影响很大，但目前农产品价格处于下滑的周期，因此信贷投放很快，（但）物价短期没有上升的压力，真正担心通货膨胀要等明年年中和下半年的事情了。而在此之前决策者（包括全球的）更加关注的是实体经济面就业的情况、企业的盈利、出口等。
在实体经济面没有出现改进之前，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基调没有看到改进和调整的迹象。信贷投放很快，从微观面目前看，又没有大量的投资机会，物价有没有上升的压力，贸易品也不可能出现大幅的价格的上涨，最有可能的就是进入资产市场。因此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考虑退出之前，对资本市场、资产市场基本可以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从国内来看，在农产品价格（其中猪肉价格是农产品价格综合反应）没有明显上来之前，CPI没有很大的上涨压力，这个宽松的基调会维持，就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入资产市场。从国际来看，看如下几个指标：第一看美国什么时候加息，那么会导致资本的回流；第二美国本身培育的新产业成为一个支柱性产业，吸引大量的资金回流。在此之前，资金宽松的状况不会改变。
综上，从内部和外部的情况看，形成资产泡沫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二、如何应对资产泡沫
1、放松管制，把大量的流动性流入实体产业；
目前由于出口受损，大量的资源退出闲置。但同时大量的投资机会，又由于高门槛、高管制、高审批的要求，普通的中小投资者难以进入。我们要防止一个非常不好的企业结构，即越来越多宝贵的资源集中在大型的垄断的企业，它的利润率很高、定价能力很强，然后逼迫大量中小企业在过度竞争的行业里过度竞争，利润率越来越高、高度同质化，因为管制导致严重的（投资机会？还是商品？）供给不足。（你去申请一个牌照试试看，是很难的。）流动性很足，又没有放松管制所带来的投资机会，所以它只能到资本市场。所以，这是目前在泡沫还在没有明显形成的时期，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已经开始逐步走稳的时期，必须把重点从总量的刺激，转向结构的调整，转向放松管制所带来的新的增长活力。（我不认为，98年应对东亚金融危机成功的经验是通过大量的财政投资，那只是其中的一个。更大的经验，其实来自于99年放松房地产管制培育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房地产市场带动了内需市场。）
2、调整融资结构，加大直接融资；
上半年大量的货币投放主要依靠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市场份额降低，有被边缘化的威胁），使得整个经济的负债率越来越高。从正面来看是一个再杠杆化的过程，从负面来看使得它（指银行？）经受经济波动的能力更差。那么庞大的数万亿、十万亿的信贷投放，直接融资的比例过低，使得整个融资结构的不匹配加剧了。（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这种不平衡也在加剧，贷款期限越来越长，资金来源期限越来越短，短期资金长期运用，期限的错配，收益率也在降低。）我们必须要扩大直接融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机。
我们有很多问题短期来看似乎无解，但是如果用市场化的方式，用直接融资的方式来来考虑，能找到一个新的发展路径。我们现在应对危机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各级政府推动下的城市化，以及由此带动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成为我们这次应对危机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很多海外机构之所以在08年底错误的低估了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大一个错误就是没有看到中国还有巨大的城市化的空间，有巨大的投资机会，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内需空间。所以我们又离不开地方政府带动下的这些投资，但是它的融资又碰到瓶颈，解决的方法在于扩大直接融资。很多地方政府现在在融资手段上极为传统和原始，总是不断的财政投资固化，变成固化的资产。流动的财政资金投资固化，使得固化的资产规模越来越大，非常单一的、政府单一资金的投资方式，已有的很多大型的基础设施规模越来越大，养护它都够呛，那你为什么不推资产的证券化？为什么不进行我们新的一些投融资的模式？比如PPP、BOT、市政债券。我们就项目本身产生的现金流，进行债券的发行，这个不仅能扩大直接融资，把大量的流动性吸收到实体经济部门，而且能对这些地方的债务形成透明的约束。
所以我们一方面似乎看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率居高不下而无解，另外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债券化、证券化的过程存在巨大的空间和机会。扩大直接融资包括，引入新的优质的上市公司，使得我们的投资者有好的企业可投资，既包括我们主板市场上的。发展我们自己本土的资本市场，来匹配这个储蓄和投资。储蓄的载体很多的，我们本土的优秀企业可以上，国外的优秀企业也可以上（另外可减少外汇储备，减少本土储蓄的闲置，这个一定要有战略的思维和部署）。
创业板，高度关注的目的并不在于创业板能融多少资，不多。（其个人预期达到标准的企业全国至少能有1万家），即使我们说最终能成功上市的创业板企业往多里说有1000家，但是它形成一个非常大的激励作用。1000家成功上市了，会吸引社会投资在1万家、10万家找可以上市的企业，使得这些很多企业的融资环境改善。（类似的经验我们在解决中国的中小银行资本金缺口的时候用过，我们的监管部门用的是“抓两头，带中间”。）所以我们的创业板不谈其他作用，谈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和改进作用就很明显，何况现在的创业板离真正的创业板差距还远着呢（我们还有基本的盈利要求）。我们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的空间还非常大，包括债券市场。
3、加强对外投资；
我们为什么碰到一点贸易顺差，就有升值的压力。我们看德国、日本的资产国际收支平衡表，一方面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对外投资，因此没有过大的短期升值压力。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国际收支政策还是习惯于引进外资，我们的整个决策体制基本上是非对称的，鼓励流入的、限制流出的。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应该是藏富于企业，把权力还给企业，让它去运用。目前看对外投资的增长势头是非常快的，08年是500亿美元，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很可能在国际直接投资项下会达到平衡。包括我们居民的对外投资，同样的股票在不同的地方挂不同的价格，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老百姓买得便宜些呢，非得买那些贵的股票。
4、跟踪新的产业的发展。
包括国际上新能源的发展，它如果能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也会带来很多新的增长机会。跟踪这些技术的进步和资产可能的泡沫，带来的资本运作和产业升级的机会。我们看到国际上经历了这次危机很多公司的股价跌得一塌糊涂，这样给我们一些机会。我们很多海外的小的公司，它有很好的技术，股票的价格又跌得很低，我们可以把它买下来，资产买下来，技术买下来，装到我们国内的上市公司里，这样的操作其实也不难。
三、政策对于泡沫的容忍度边界在哪里？（问答环节）
第一、有非常明显的迹象表明信贷资金在大量流入股市；第二、对房地产市场是一个非常翘翘板的问题，一方面房地产市场大下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就会恶化，它的负债能力就会大幅降低；另一方面如果它的房价活跃起来，它的土地收入就高了，它的拆迁成本也高了，城市建设推进也难，整个城市的运作成本也会相应提高。所以目前看，房地产价格容易导致非常大关注的，就是中低收入阶层中低价房（大规模兴建廉租房？）。所以在房地产市场的容忍度，实际就是中低价房价格，就是高端房价上涨后对中低价房价格上涨的带动不要出现很明显的大幅上涨，影响普通公众的购买力。 |
|
第二篇：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作者：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发表时间：2009年8月5日 于人民网—人民日报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促成我国经济呈现积极变化的重要力量
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实施的侧重于扩大财政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此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减税”和“增支”为主要内容，在支出与收入两方面用力，是对经济增长拉动力更强的“全方位”扩张。
今年1—6月份的财政收支运行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方面，全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832.05亿元，同比下降2.4%；另一方面，全国财政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6020.54亿元，同比增长26.3%。财政收入的负增长与财政支出的逆势而上同时发生，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各项安排已经逐步落实并正在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具体盘点自去年10月份以来的我国财政收支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全方位扩张作用就更加明显：
在财政收入方面，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去年的税费减免举措主要包括实施企业所得税新税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除费用标准、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税收负担、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并改为单边征收等，共减轻了大约2800亿元的企业和居民负担。在此基础上，今年又推出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新的举措，拿出了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500亿元的“减税大单”。
在财政支出方面，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并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此带动和引导投资与消费需求。继去年新增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亿元并提前安排2009年灾后恢复重建资金200亿元之后，今年的中央政府公共投资达到9080亿元，较去年增加4875亿元。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及服务业发展，包括铁路、公路、机场和港口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除此之外，通过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补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贴和生活补助标准、对困难群体直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等途径，在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投入了2208.33亿元；分别安排家电下乡补贴200亿元和汽车下乡补贴50亿元。
可见，此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很大的创新性：不仅有扩大财政支出的传统做法，也有结构性减税的新型举措；不仅有增加政府公共投资的项目，也有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安排。显然，各项扩张性财政举措的陆续推出和逐步落实，是促成我国经济呈现积极变化的重要力量。
二、筑牢经济回升的基础须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还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主要是全球经济前景仍然黯淡，外部需求继续下降，出口减少、产能过剩和就业困难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观。这意味着我国目前正处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根据目前的经济态势和经济运行周期规律，即使保守地预期，这一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区间也要跨越3年。考虑到当前财政收入持续下滑和财政支出逆势上扬的势头，可以预计，与积极财政政策的进一步实施与完善相伴随，在今后一个可能不算短的时期内，我国财政收支出现困难局面在所难免。但是，倘若我们满足于尚不稳定的经济回暖局面并顾虑财政收支困难的进一步加大而动摇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决心，或者在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深化和完善问题上裹足不前，那么，后果将是十分不利的：且不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下滑的势头很可能重新出现，即使单就财政本身而言，由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收入下滑、支出上扬的局面也难以扭转。所以，用财政收支的不平衡换取经济的平稳发展，既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也符合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尚有闲置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能力，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供给充足，具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现实基础；从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这两个指标来判断，我国财政尚有承受能力，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较大的政策空间。
三、进一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
根据经济形势的可能变化，进一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以增值税转型为重点，将结构性减税的功效充分发挥出来。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2008年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达40%以上。要使结构性减税真正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应把当前减税的重点锁定在增值税上。从今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实施的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改革，给企业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企业购入设备所付出的款项可以冲抵增值税的计税基数，从而免征增值税。但应当看到，除了小规模纳税人可以直接按调低了的征收率计税，对于一般纳税人而言，这项政策的实际效用究竟有多大，最终取决于企业对这项政策安排的反应。只有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扩大设备投资的条件下，才能据此去抵扣其应缴的增值税税款，这项政策才能起到为企业减负的作用。因此，要提高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实施效果，必须加快落实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和扩大设备投资的配套政策。应继续抓好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贯彻落实，抓紧出台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配套实施细则，大力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加快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加强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自主创新、技术改造、人才培养、市场拓展等方面的服务和支持。
2、积极创造条件，加快个人所得税向综合征收与分类征收相结合的方向迈进。在我国税收收入格局中，个人所得税所占份额不大，2008年仅为6.4%。然而，相对于其他税种，人们对于个人所得税的敏感程度很高。因而从长期看，有必要在进一步减轻个人所得税税负上有所回应。我国目前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分类征收，对不同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办法，可以使一些收入来源多的高收入者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等办法避税，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所交的税与收入状况不相称。鉴于当前以进一步提高工资薪金所得额扣除标准为主要内容的小步微调并不能有效减轻中低收入者的负担，更鉴于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已经确定个人所得税制“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方向，将减税意图与税制改革的目标相对接，必须在减轻个人所得税税负方面动“大手术”，采取实质性举措，尽快增大综合计征的分量，加速奠定实行综合计征的基础。以此为契机，实施“个性化”的所得费用扣除并将其调整制度化，从而让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多纳税，并以此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3、围绕“增”、“减”两字做文章，把扩大政府支出的主要着眼点放在刺激最终消费需求上。最终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在扩大公共投资的同时，应将扩大政府支出的主要着眼点放在刺激最终消费需求上。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在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故而，在扩大政府支出方面要着眼于“增”：即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如增加财政补贴规模等，直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全力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等不完善。故而，在扩大政府支出方面应着眼于“减”：即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等，减轻或解除人们生活的后顾之忧。比如，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此为基础，稳定和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即期消费，拉动消费需求。又如，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重点加大“三农”、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同时，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建立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4、强化增收节支，加强税收征管，全力压缩不必要的支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计财政成本。相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加强管理的基础上，合理组织好每一笔收入，合理安排好每一项支出，力争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大的效益。当前，尤其要强调增收节支的重要性。增收要建立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基础上。这些年，我国税收征管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税收实征率仍有提高的空间。应在落实好各项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同时，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力度增加财政收入。节支要将压缩的重点盯在不必要的支出项目上。应在落实好各项旨在拉动内需的扩大政府支出举措的同时，进一步压缩出国考察、接待、更新公务用车等不必要的开支，以缓解财政收支的矛盾。 |
22 julio
特意请了半天假，连构图都想好了，拍一张日食下的陆家嘴。
虽然未遂，还淋了点雨，不过毕竟还是体验过了，感觉，可！
18 julio
前段时间一直在愤懑，为什么想奋斗却怎么这么难啊？生活在这个国家，越来越看不到机会和公平，而只看到不断的垄断、权力的再集中和一些阶层。看不见奋身一搏实现个人价值的希望，那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而只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前仆后继的选择依附于某种价值或其体系。
今天在麦肯锡的季刊上看到这么一段话，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本质和牢骚的根源了——
“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系，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在其中操纵市场表现。政府之所以欢迎国家资本主义，是因为它既能满足经济目标，又能满足政治目标，而不是因为它是实现繁荣的最高效的方式。它使政府官员控制了大量金融资源，让他们能够动用现金，帮助捍卫其国内政治资本，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增加其在国际舞台上的砝码。”
16 julio
季老先生走了，网上有人撰文写关于季老先生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观点的争议，提笔写两句。
个人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应该理解成与“物极必反”或“盛极必衰”近似的一种“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事物发展观。具体大到一个国家或地区、一种制度或文化的发展，小到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个人，它不可能是始终处在一种完全理性或线性的增长状态之中，它必然是在曲折中的前进。特别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自有了人类这个具有主观情绪、意识的主体的参与，它就不可能像完美的物理规律那样去发展。正如卡尔波普尔所力图辩驳的历史决定论，又正如艾略特的波浪理论，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只是时间和空间上的轮回效应。从世界经济来看，最早东方最盛（之前甚至可能是埃及文明、亚特兰蒂斯文明），之后是欧洲，再然后是美洲。每种文明都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有所突破和创新，从而创造出更富生命力的制度或经济成就。
但上述的这些学说正像我们老祖宗的周易理论一样，永远都只能是处在一种“道可道，非常道”难以言表的状态中，即按照现代西方科学思想来说，缺乏一些实证的手段和材料。因此哪怕季老这么才识通古今，也难以佐证出来在现状下，东方文化中究竟是哪些因素和特质就决定了一定能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能胜出于西方文明？我们只能默默的等待事实在发展，然后看老天爷究竟决定是谁。
但有一点，轮回确实是注定的，就好象说“风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呵呵。
15 julio
在一个老同学的blog上看见篇关于国家调控政策的帖子，忍不住发几句牢骚。呵呵。
救中小企业、救实体经济，而不要救房地产、救资本市场，也是我的观点。但扶持中小型企业、扶持实体经济的恢复生产，中央也可能苦于并没有很好的方法和途径
1、通过货币政策和银行信贷？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本来就十分有限（上市资源基本被国有企业垄断，民间借贷成本随着资本市场的活跃又上升到天价），而银行天生是嫌贫爱富的，大型的国企既有垄断盈利保证又有政府信用保障（反正倒闭了国家还会重组），躺着都能赚的钱（目前国内银行赚的都是垄断的利润，只要是个银行就没有不赚钱的），何必去做中小企业信贷？风险高，利润也不一定高（不清楚目前中小企业信贷的利率可以上浮多少）。因此，虽然从整体上讲银行虽然还是受国家控制的，但其市场化程度要比其他国有企业或行业要相对高一些，因此国家依靠单一的行政命令就想让银行听命调整作行业扶持恐怕有难度，除非要有配套的政策和措施。
2、通过税收政策刺激生产或消费？刺激生产的方式无非降低中小企业（乃至国内所有企业）税负水平或者出口退税，其中后者会受国际贸易公平的限制并不是好主意。刺激消费的方式则主要是降低个人税负，如提高个税起征点，实实在在把老百姓的口袋充实了富裕了，老百姓才会放心去消费。但是，上述要求降低整个国家税负水平的改革会直接影响到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收入，说白了，国家是否真的有决心动自己钱袋子？反观，投资房地产就不同。政府投下去1个亿，不仅GDP能上去几千万，而且财政收入（包括各种税收收入以及卖地的钱）还能收回个一两千万，何乐而不为？但说实话，要真的决心这么做了，国家就是要彻底要掏空老百姓的口袋（老百姓现在连最基本的“居者有其屋”都成奢望了），是强盗了！
3、政府直接投资？政府直接投资实体经济不建议（除非真的到了危急存亡时刻，国家不入股任何公司是最好选择，否则就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我想说的是政府加大对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或者公共事业上去。需知现在我国经济主要的问题不是像以前那样是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而是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了。但现在的国家只知道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老路（特别是其中很多投资都是间接帮房地产商搞配套建设了），更可以看到基本上中央前期的4万亿也都是投入国有大型企业（而据说，这部分钱又被这部分企业拿去炒房了，因为出口和内需都拉不上去，贸然投入生产都会冒巨大的风险和官场责任）。
究其根本，在中国，其实有个观念需要从根本上转变过来，就是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和定位究竟是什么？是要真正“藏富于民”还是要总是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思考问题？建议国家所有的领导人一方面都要好好学习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不能让政府既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要经营那么多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特别是当有些人既是政府的决策者，也是市场的既得利益者的时候，你让这些所谓社会的“精英”到底是用大脑思考还是用屁股思考？
同时，中国的领导人一般都是官场或者读书人出身（区别于实业家或企业家出身），一向也习惯了“口惠而实不至”的风格（最要命的是某国家领导人还学会了作秀）。往往会认为，一切的问题，国家只要动动嘴、靠行政命令，一切就都有了，根本用不着真刀真枪，也不用花一分钱就。以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拿的是全国股民的钱（看看都培育出来几个全球五百强啊？国家拿一分钱了么？）；教育改革拿的是学生家长的钱（高校盲目扩建和扩大招生，教育品质上不去，形成目前就业难的局面），医疗改革就更好了，以药养医，一瓶出厂价几毛钱的药，老百姓要花几十块钱买来看病。
说得不好听，也就亏中国的老百姓历来是任劳任怨勤劳的民族，否则，全家老少齐上阵，辛辛苦苦买个房，背上几十年的债务和青春，等到活到岁数够了，房产证也快到期了……
23 junio
也许人这一辈子要走什么路，都是天注定的。不应与人比较，更不必羡慕旁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生活的步点与节奏。
也许又应验了某位高人所说的话，以时间换空间，空间换时间。
忽而很想抱一本经或者一份教义，找一个山野孤村，让浮躁不安的心，许得半日清宁。
09 mayo
演唱会的时候，只顾着自己闭上眼睛陶醉的唱；
歌友会的时候，那种腼腆的笑、冥思时的表情和倒酒时背着手的动作，真的只像是一个大孩子……
BTW.还有幸跟偶像握了下手，很粗糙有点像农民的手。Visa还安排了合影，却是许多人的那种，还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到达我手里（本来想跟他比比谁更帅的，哈哈：）
总得来说，美妙的一个夜晚！
25 diciembre
如果在一个竞争格局里，你是老三，前面还有个老大和老二，问你的策略是什么？
1）是联合老二搞掉老大呢？
2）还是联合老大先把老二做掉？
当然，在最终站队前先应渔利，达到同时削弱两者的目的。
24 diciembre
好几天都在赶毕业的论文，命题有点难，脑子都木了。
下午大学同学MSN上发了个圣诞祝福过来，才感慨这一年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了。
这一年忙的东西都在工作上，这里不能挂，也就任其荒草丛生了，着实有点对不起各位看客。
感慨之余顺手翻了下同学的blog，看到一篇关于博弈论的博文，眼前一亮，颇多感想，就把这原文和我的评论都发这里。姑且当作换换脑子，呵呵。
案例名字叫《非理性的优势》。
|
假设甲和乙是商业活动当中的两个竞争者。他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两种不同的竞争手段──“正当”手段与“其他”手段。假设如下：
1）由于甲具有优势，所以他可以先发，即先行选择用哪种手段。乙则必须在甲之后出招；
2）假设甲选用“正当”手段，乙只能选择正当手段，否则无法生存，且此时，甲乙均可以获得1000块钱的利润；
3）假设甲选择“其他”手段，则乙有了选择的权利：若乙选择“正当”手段，则甲得3000块钱利润，乙得100块钱利润；反之，若乙也选择“其他”手段，则结果是两败俱伤，两人所得利润均为0。
问题：如果你是乙，该怎么办？
按照前面介绍的理性人特征，我们来比较一下：当甲选择“其他”手段的时候，乙如果选择“正当”手段，那么利润是100；如果选择“其他”手段，那么利润是0。读者会不会大声宣布──“选正当手段”呢？
如果乙真的这么理性，那他可就要吃亏了。因为甲了解到，只要他用“其他”手段，就可以稳赚3000块钱，而不会冒一分钱都赚不到的风险。那么，他还会用“正当”手段吗？当然不会了。这样一来，乙就永远不可能获得1000块钱利润。
这就是理性人吃亏的例子。知道错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改错。如果乙破釜沉舟，选择不理性，当一回“傻子”，结果会如何呢？很简单，在这次商业活动当中，他一分钱利润都没有。但是，毕竟商业活动很少有只进行一次的。而到了下一次的时候，情况会大大改观呢！
这一次，同样的情况又摆在了甲乙的面前。这回，甲毫不犹豫选择了正当手段，乙于是也赚了1000块钱。两次平摊的话，乙也是赚了500块钱，比一次赚100块钱划算多了，不是吗？ |
我的回复：
乙能审时度势，以“损失一次”的结果换得“今后多次的胜利”，这究竟算理性呢？还是非理性呢？所谓理性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个人觉得，至少这篇文章有点将“非理性”的概念偷换了，因为场景已经从“单轮静态博弈”变成了“多轮动态博弈”了。因此，所谓理性的衡量标准，它至少是应该随着假设条件和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吧？
再换到甲的角度去看问题，假设甲在做第一次选择的时候就能预见到后面乙的选择，那他还会不会选择“非正当”呢？换言之，故事里的甲是否首先就是一个“非理性”的人呢？或者从一开始有点“博”呢？（因为如果他从第一次开始就选择“正当”，那他两次就共赚2000块钱了。因为他在赌乙会选择被迫接受100元，呵呵）。
或者说，故事想告诉你的就是虽然从一开始甲是非理性的，然后乙用自己的行为把甲的行为纠正过来了，并最终产生了一个大家都很“理性”，然后互惠互利所谓双赢的结果呢？
我们再疯狂点假设，如果我是甲，我可不可以选择第1次，第2次，第N次都是选“非正当”呢？我用甲的“非理性”来挑战乙的极限（不管他理性还是非理性也好），乙会不会最终选择“100元”的结束这场无奈的竞争呢？或者最终是场死局呢？通俗的讲，就是“打价格战”，直到逼死竞争对手，或者逼迫对手接受你的利益安排为止。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虽然假设场景里，甲与乙的生存基础都是一致的（或者说这个市场上还有其他竞争者会好一点？），但在现实的商业环境中却是复杂的。而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疯狂的假设而已，在经济学上是有关于企业的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最终都会无法避免从不满足于竞争利润，进而到对垄断利润的疯狂追逐的（这是反垄断法存在的主要依据）。
而为了实现这个欲望，有的时候就会有一小小点“非理性”的手段或方式出现。比如说格兰仕。
最终还是回到到底什么是理性和非理性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是否重要呢？
在我个人所接触有限的博弈学案例中，都不可避免的对“理性”这个词的定义产生怀疑或争论。包括在案例中，从一开始对文章题目“非理性的优势”中就可以看出，它对“非理性”的定义就是盲目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或者说符合当前选择利益的最大化呢？而若是合理并长远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所谓的理性或者非理性，就往往就是看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了。特别的是，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建立在对对手反应和行为的判断和预测上。
或者说，博弈论只是启迪你智慧或者思辨技巧的一门学问，是工具，实际解决问题中还是需要个人的灵活运用和“大智慧”，特别是加了对人心理学分析后的运用。文章只是个故事，有点像寓言的作用。（或者这个寓言告诉了我们“看问题，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呵呵）
最后又想到，我个人会觉得博弈论里的东西往往会带有很明显的价值观色彩，即一边在强调所有假设的基础是一个人理所应当也应该会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否则被叫做“非理性”），而另一方面则希望表达个人的博弈最终往往会导致双赢局面的出现。即，认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最终也是符合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目标的（社会主义则反过来说，既是符合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因此也应该是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因此在很多时候它所设计的案例（有些案例的约束条件是不现实的），都很明显体现出了这种美好的愿望和意图。
这并不是说这不好，只是不太真。用易中天的话来说呢，美好的东西可以用来激励人生，但有的时候也被用作粉饰太平。一个很显然的事实就是，人一旦追求起个人利益最大化来，就往往不那么“理性”了（所谓博弈两字中的“博”）。想约束人性的欲望么？靠社会的教化或国家的约束？两千年前我们的荀子和韩非都已经争论过这个问题了。而最近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很好的证明了，所谓民主的国家也往往成为少数人绑架多数人意志，并在最后一刻成为为其“埋单”的工具！
顺便谈一点对金融本质的个人认识，通俗一点讲呢“金融是就是你可以花将来的钱”，学术点讲呢“计算未来可以产生的现金流，并折算到现在（如NPV）”。但究竟未来可以透支几年，才算是最合适的呢？5年、10年、20年？还是100年？投行桌上放着的，都是人类无穷无尽欲望的产物。
呵呵。都好久没这么愤了，哈哈。
28 agosto
有贵客到访我们公司，趁中午吃饭之机追星了一把，呵呵。
01 mayo
心中感受万千，落在笔下却是那种苍白无力的感觉。
如何看待命运？我一时间回答不了。我的命运可以决定于自己，可孩子们的呢？
支教的时候，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和孩子坐在一起，跟他一起玩他自己的游戏。将竹子的新叶打开，做一个口哨；或者将树上落下的果实，做一个小小的风车；再或者简简单单的看着孩子玩系红领巾的游戏。看着他们灿烂纯真的笑容，仿佛自己也回到童年。简单的快乐。
最不喜欢是问孩子问题，因为我们所问的都是成人所思考的问题。也害怕问孩子这些问题，因为那样的问题问到最后通常却会伤害到孩子。“初中毕业后你还想继续念书么？”我们看着孩子的落泪，也许我们以为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答案，可事实呢？
给一个人以渴望？或是给一个人以宁静与和平？
不平衡是自然的安排，能否以我们的意愿来重新安排世界？
支教的后段经历，真切实在的感受了对“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本是在教育之外”这句话的理解。世界需要改变，改变不平衡发展，以臻于“世界和谐、社会和谐”。但改变需要依靠他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呢？
也许改变是一种态度和努力的方向，而并非具体的状态或目标。
而快乐，是你无论在什么的位置都能具有的态度。
我们又如何去传递快乐？和传递学会快乐的方法呢？
Herramientas 
Ayuda
[3].jpg "IMG_1435(边框)")
